秦朝的《田律》是最早的“环保法”

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环境法令，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《田律》。在《田律》中提到：“春二月，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。不夏月，毋敢夜草为灰、取生荔麝鹭，毋……毒鱼鳖、置阱罔，到七月而纵之。”也就是说，春天二月，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，不准堵塞河道。不到夏季，不准烧草做肥料，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，或捉幼虫、鸟卵和幼鸟，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，到七月解除禁令。而且《田律》中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。

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，历朝多有，如西汉宣帝元康三年(公园前63年)夏六月下诏说：“夏六月，诏曰：‘前年夏，神爵集雍。今春，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，翱翔而舞，欲集未下。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，弹射飞鸟。具为令。’”这可以算作一道专门保护鸟类的诏令。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，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，不准坏鸟巢、掏鸟蛋，甚至飞石打鸟，规定得十分明确，便于执行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，发现了一份“月令诏条”。这份“月令诏条”，原名为“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”，用墨书写在悬泉置的一面墙上。

从原文可知，《四时月令诏条》，是西汉元始五年(公元5年)由王莽奏呈、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。月令五十条，分属十二个月，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，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，要求下级官吏尽力奉行。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，上写诏条正文，下写解释文字。如第二条，上写“禁止伐木”，下写“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，尽八月。草木零落，乃得伐其当伐者”。

到了宋朝，据《宋大诏令集》记载，宋太祖建隆二年(961年)二月下禁采捕诏，规定春天二月，一切捕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，不得伤害兽胎鸟卵，不得采捕虫鱼，弹射飞鸟，以此永为定式。当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，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之时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宋真宗天禧三年(1019年)二月，下诏禁捕山鹧，申明“自今诸色人，不得采山鹧，所在长吏，常加禁察”。这很可能是因为滥捕而使山鹧数目锐减以致有灭绝危险才发布此令。

古代的保护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，一般都比较具体，确实起到过保护环境的作用。

除了帝王颁布的诏书、法令等文件，还有很多古代学者在著作中，也提到了环境保护的观点。

早在春秋时期，齐相管仲就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，他认为“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，不可以为天下王”，他把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政权稳定的高度。《管子·八观》又说：“山林虽广，草木虽美，禁发必有时；国虽充盈，金玉虽多，宫室必有度；江海虽广，池泽虽博，鱼鳖虽多，网罟必有正，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。”总之，管仲保护环境的观念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细则。

战国时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：“草木荣华滋硕之时，则斧斤不入山林，不夭其生，不绝其长也；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四者不失时，故五谷不绝，而百姓有余食也……”

事实上，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，在历史上，确实发生过因为“宫室无度”而造成的环境危机。

公元7世纪以后，我国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破坏环境的事件。其中一次是唐朝刮起一股滥捕乱猎珍禽的歪风，起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用多种禽毛羽皮做裙子和衣服，使得百官效法，争相制作奇装异服，一时间江岭珍禽几乎被捕绝。

公元713年，李隆基即位，是为唐玄宗，玄宗努力革除病端，刷新政治。并根据宰相姚崇和宋璟的建议，命令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庭，当众付之一炬，并不许朝官史民再穿锦绣珠翠之服，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野生资源的事件才告解决。

另一次发正在北宋仁宗景佑年间(1034年—1425年)，当时在达官贵人之间盛行一种以鹿胎为冠的奢侈风气，使得全国的鹿遭到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。宋仁宗对此同样不含糊，他下禁令，不许再戴鹿胎帽子，并严惩制造鹿胎帽子的人，而且鼓励全国告密，告密后若属实就重赏告密者。当时因此而流放数百人，才算最终制止了这股歪风。

明朝永乐年间(1403年—1425年)，土豪劣绅勾结奸商以贩卖旧木和供应造办为名，盗伐五台山山林。伐木者“千百成群，弊山罗野，斧斤如雨，喊声震天，”砍尽五台山上的林木，又将魔爪伸向深山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树林被砍光，九成以上转手倒卖，从中牟取暴利。

后来，经过数年的打击盗林的专门治理活动，才使得五台山保留了郁郁葱葱的山林。

补白

宋朝在黄河两岸退田造林

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，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，掌管山泽苑圃之事。而且，宋太祖于建隆二年(961年)下达了《禁采捕诏》，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、生长期采捕，不仅要求明确，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，强调此令固定下来，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。

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(978年)又颁布了《二月至九月禁捕诏》，其中不仅规定“禁民二月至九月，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，探巢摘卵”，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，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，影响民众，自觉保护野生动物。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载，到了南宋高宗时期，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，他说：“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、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，训饬丁宁，唯恐不至。”可见一条法令，被延续了200多年。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、禁食重点保护鸟兽、禁止以鸟羽、兽皮为服饰等法令。

宋时黄河等经常泛滥，淹没庄稼，冲毁村庄。宋朝不仅下诏疏浚河道，还号召广植堤岸树，以固堤防。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：“缘汴河州县长吏，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，以固堤防。”堤上，疏植桑柘，可以系牛，牛得凉荫而遂性，堤得牛践而坚实，桑得肥水沃，桑多则蚕壮。这就构成了“堤树、牛、土地、桑、蚕”的小型生态系统，一举数得。

明清皇帝禁献奇珍异兽

明清时期，也有一些皇帝重视野生动物保护。《明史·食货志》载：“明初，上供简省。郡县供香米、人参、葡萄酒，太祖以为劳民，却之。”意思是，明朝初年，皇帝都比较节俭，不让底下的人进献珍禽异兽。这本书还记载明仁宗朱高炽时期，手下大臣送来玉面狸，被明仁宗斥之的故事。

还有记载，明弘治年间(1488年-1505年)，多次放生野生虎、猫、鹰、山猴、鸽等，并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。

清朝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的诏书与禁令。顺治皇帝听说广东采珠之风甚盛，危及了百姓，于顺治四年(1647年)冬十月下令禁止。后来，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五月，免去向皇宫供鹰的指标。

《清实录》记载了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：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象牙，颇有感慨，于是在雍正十二年(1734年)四月谕旨大学士等：“夫以象牙编织为器，或如团扇之类，具体尚小。今制为座蓆。则取材甚多，倍费人工，开奢靡之端矣。等传谕广东督抚，若广东工匠为此，则禁其勿得再制。”这道谕旨可以说是较早的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