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天，钓鱼人看见一个老和尚在凛冽的寒风中过河。老和尚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，然后顶着衣服一步一步走下水去。

钓鱼人喊住老和尚说：“师父，上游有桥。”

老和尚说：“知道。”

他说：“师父，下游有渡。”

老和尚还说：“知道。”

但老和尚没有回来，他一步一步远去，在呼啸的寒风中走向对岸。

在老和尚之前和老和尚之后，有无数青年也要过河，但到河边他们就停下了。他们问钓鱼人附近有桥吗？钓鱼人说：“上游十里有桥，下游十里有渡。”

年轻人听了，立即离开河边，或上或下绕道而去。

有一个人或许嫌路远，没走，他脱了鞋，一步一步走进水里。当冰冷的河水没过膝盖时，那人停住了，继而，又一步一步回到岸上，穿好鞋离开河边绕道而去。

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仕宦家庭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，曾任汉武帝的太史令。汉代的太史令，主要掌管天文星历、占卜祭祀、文书记载等事情，属于比较一般的职司。

然而，司马谈博学多才，精通天文学、易学和黄老学，是一位著名的学问家。他写过《论六家要旨》的学术论文，将古代的学术思想分为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六家，并对各家的优缺点进行过评论和总结，其中对道家思想尤其推崇。

司马谈崇尚道家，与当时汉武帝的“独尊儒术”，显然是针锋相对，独树一帜。他是一位敢于坚持己见的思想家。司马迁在这种家学的熏陶下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

公元前108年，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，正式继任父职，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。从此，他利用宫廷图书馆，搜集大量文献资料，为著述《史记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。

公元前104年，司马迁以满腔热情，开始著述《史记》。他胸怀壮志，夜以继日，勤奋笔耕。但是，这种平静的著述生活，只过了短短五年，一场横祸突然袭来，使他陷入了绝境。这就是“李陵案”的发生。

公元前99年（天汉二年），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与名将李陵分兵出击匈奴。李陵率步卒五千人，出居延（今甘肃额济纳旗东）与匈奴三万骑兵相遇，杀敌数千人。匈奴单于大惊，立即调来八万骑兵，全力围攻李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陵转战千里，士卒死伤无数，最后箭尽道绝，救兵又不至，终于被俘投降。

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，引起朝中一片震动，大臣们都纷纷归罪李陵。当汉武帝问司马迁对这件事的看法时，他直言不讳，毫无顾忌地为李陵辩护。

汉武帝立刻大怒，认为司马迁有意打击李广利，为李陵开脱罪责。结果，司马迁被下狱论罪。第二年，又以“诬罔主上”的罪名，将他判处死罪。

根据汉代的刑法，死罪可以用钱赎罪，也可受“腐刑”（即宫刑，阉割男子生殖器的一种刑法）抵罪。司马迁家贫，没有钱赎罪，又得不到亲友的接济，终于受了腐刑。

司马迁蒙受奇耻大辱，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。在他看来，一切耻辱，“腐刑极矣”！他痛不欲生，曾想自杀。但是，又想到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，不明不白地死去，“若九牛亡一毛，与蝼蚁何以异”！想到“草创未就”的不朽事业，司马迁终于在冷酷现实面前，逐渐地冷静下来。

于是，这位为流俗所鄙薄的史家，“隐忍苟活”，并以古代圣贤发奋著述的事例激励自己，用他“身残处秽”的生命去完成那部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史学巨著——《史记》！

佛说：“贤者能看破放下，不因为有人讥毁而伤心，不因为有人称誉而欢喜。贤者之心，有如石山，虽有大风，亦不动摇；亦即有讥毁贤者，有称誉贤者，贤者皆不动心。”

执著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，更是心灵的需要。毕竟，人活着不能没有东西吸引你往前走，也不能不为追赶上这个东西而付出奔跑。或许，我们奔跑了仍然没有追上，但为了有所追求而执著，虽是艰辛的，但为之执著地付出了，也未必不是一种幸福。

在目标的引领下，不惧艰辛，不绕道而行。也许收获有迟有早，有大有小，但我们坚守执著本身，就是一种人生的大收获。欣赏执著，品味人生。如果说软弱是生命的悲哀和无奈，逃避是意志的沉沦和丧失，那么执著则是理想的升华和永恒。

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绕道而行，既然选择了就该直面困境。